生源减少 没编制老师快开学才知道丢工作

摘要：

最近几年，随着出生率下降，教师群体中开始频繁讨论起“生源危机”。在一些地方，已经出现教师成批分流到其他单位，而与此同时，没有编制的临聘老师，受到的冲击往往更大。

比如今年7月，一位江西老师在问政平台上投诉自己被无故解约，当地教体局的回复很直接：“因人口减少，小学人数锐减，各小学不再续聘非编教师。”

类似的政策已不新鲜。去年，江苏如皋教育局发文，要求在“生源波动”的背景下，“让有限的编制充分发挥作用”，其中明确提出，“不得再新聘代课教师”。

还有许多地方，没有通知，但岗位的的确确消失了——许多临聘老师临近开学，才知道自己今年没了工作，急忙开始投简历。一些人失去的不仅是薪水，还有教师身份带来的体面。一个女孩至今没敢告诉父母，自己已经去了养老院做社工，“怕他们接受不了”。

文｜王熙媛 周航

编辑｜王一然

没有进群的人

直到秋季学期开学前两天，临聘教师杨帆才后知后觉，自己失去了工作。那天，她同校任教的男友被拉进新建的年级教师群，她却始终没有等到邀请。

后知后觉的，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去年，她带的两个班成绩都名列前茅，学校还特地把“火箭班”交给她。年级主任当面夸奖她：“明年一定要把你留下来。”

但潮水来临时，或许没有人能例外。那天，杨帆去问年级主任，为什么自己没有进群，对方回复：“我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，校长筛掉了，说不缺人。”

杨帆所在的学校建校不过三年，她在建校第二年入职，她记得当时临聘教师群里有一百多人；去年秋天只剩三十多个，直到上学期剩下不到十个；到今年夏天，人们互相打听：“你被拉群了吗？”答案都是“没有”。

严格来说，这称不上“清退”，而是不再续约。杨帆每年都要和学校重新签约，只签到六月。她觉得最“鸡贼”之处是，七八月不发工资，学校却照样给她缴社保，“怕开学还得用你”。

临聘老师，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代课老师，合同大多为期一到三年。在过去四年，南京的音乐老师果果换了四所学校，她称之为“流浪式任教”，“每年暑假都像抽盲盒，不知道下一站在哪。”

她签的合同也很不一样。有学校连合同都没签，每月打两千多块到她账户，才教了两个月，就说来了编制老师，不需要她了；有的合同只签到六月，这样可以省下暑假的薪资。

果果最喜欢那所签约一整年的学校。在那里，她有绩效、有奖金，有和编制教师一样上公开课的机会，学校发生活用品、水果券、蛋糕券，也都有她一份，“真的给人一种错觉，我会在这所学校干到退休”。

直到今年教师大会前夕，她接到通知，学校来了有编制的老师，不会再聘请她。而这个时间点，意味着她错过老师招聘的高峰期，她气得索性离开南京，回到了老家广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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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群体，在制度上是被允许存在的。教育部2011年的文件规定：因教师进修、产假、病假或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导致临时缺员，难以调剂的学校“可以临时聘用教师”。

但现实往往比政策更复杂。财政吃紧等原因下，不少地方变得更依赖这支“临时”队伍。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》显示，2019年全国临聘教师达到37.83万，比2011年多了近10万。有学者调查发现，一些地方“有编不补”和大量雇佣临聘老师同时存在。出生率下滑的背景下，一些地方也更“巧妙使用”临聘教师——有学者指出，为避免将来超编，部分地区选择“技术性预留”编制。换句话说，许多人在入校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只是被暂时需要的那群人。

杨帆也明白自己失业的原因。她老家江苏某县，近几年乡镇人口减少，其中四所初中被直接撤并。有编制的老师调到城区，去年还属于她的岗位自然换人了。

同样在今年暑假，江西女孩素素也结束了自己的教师生涯。原因是相似的：有编制的小学老师过剩，调入幼儿园，挤掉了她的位置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素素就决定做一名幼师。她参加了当地定向培养项目，读五年书，拿到大专文凭后回家乡幼儿园。那是2019年，她大学毕业，通过县教育局考试，成了一名“区聘老师”，和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约，为期三年。

她记得刚工作那年，镇上的幼儿园老师还是没幼师证的“临时工”。她入职那年起，连续几年招区聘老师，才逐渐补齐“两教一保”——每班两名幼师、一名保育员。全园三十多个老师，除了七八个有编制，其余都是区聘。

这几年，她眼看着学生一年比一年少。刚上班时，镇上还有四所村级幼儿园，今年最后一家也关门了，学生都集中到中心幼儿园，人数仍不及当年。幼师群体里，最先被淘汰的是没证的“临时工”，今年终于轮到她们这批“区聘老师”。先是1月，四位老师合同到期被告知不续签；7月，包括她在内的五人等来同样的通知。

素素说，园长也很焦虑，说她们对幼儿园很重要，还曾和上级沟通，但是最后回复的消息是，“根本就没有位置”。

“我们确实是幼儿园的主心骨，有当后勤主任、保教主任的，有当班主任的。”电话里，素素止不住叹气，“可上级领导不管这些，他只看人数。”

大家很快接受了解约的现实，“都知道工作反正没有了，也没有什么挽回的地步了”。能争取的只有赔偿金。素素拿到了六个月工资，以补偿她过去六年的付出。

杨帆则连赔偿都没敢争取。男友还在学校，她怕给他惹麻烦。得知失业的那天，她一晚没睡，只是默默刷社交平台、招聘网站和人才交流群，为自己寻找下一站。

脆弱的体面

这次向我们讲述的临聘老师都是女性，这并非偶然。有学者2019年在华北某县调研乡村临聘老师情况，受调查的486位老师中，女性有479人，平均年龄34.3岁。

教师行业女性居多，临聘老师更是如此。另有学者在2020年调研了12个省份36个县的教师数据，在编老师中，女性占比62.19%，而编外的临聘教师中，这一比例抬高至84.47%。

说起为什么做临聘老师，杨帆、果果、素素的答案几乎是彼此的复制粘贴，“父母觉得女生就应该做老师”“世俗眼光觉得，（老师）是一个对于女孩子体面好嫁人的工作”。

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，杨帆也曾试图走自己的路。她在南京一家传媒公司做直播运营。下午两点上班，深夜十二点下班。那份工作节奏快、压力大，但薪资尚可：她作为新人，底薪有六千，算上合作主播提成有八千。

更吸引她的是这份工作的前景，公司旗下有很多百万粉丝主播，负责人欣赏她，没多久就把转正提上日程。但她在县城生活的父母，坚决不同意她“在外面瞎折腾”。她记得刚干半个月，端午节回家，爸妈就说赶紧收拾回来。她回了南京，爸妈每天来一通电话，“一直要我回家”。

杨帆最后还是顺从了。她回到家，听从父母建议考公，但在80：1和120：1的报录比现实中败下阵来。后来，父母托亲戚关系，把她介绍进县城的初中做临聘老师。

杨帆经常觉得，相比自己，父母更需要这份听起来体面的工作。她成了父母口中“在某某学校当老师的人”。不过，“他们从来不会提临聘这两个字。”她说。

她基本月工资三千，比男友少近两千。另外，她没有公积金。但算上奖金、各种补贴，一个月平摊下来六七千收入，她其实也挺满足。

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她比其他人更花心思教学：她发明积分制的“免抄卡”鼓励学生举手回答问题，还精挑细选了四个课代表，给吃给喝，让他们帮忙监督纪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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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帆的努力也不仅仅为了维持这份脆弱的体面，她也在乎“作为老师的价值”。她常年贫血、低血压，头一年做班主任，累得好几次差点晕倒在办公室，学生成绩没那么理想，她觉得很挫败。第二年，为了“再次认可我自己”，她辞掉班主任，更专注教学，所带的班级月考一直第一第二。这份成绩让她即使失去工作，“也没有很失望伤心，因为至少也证明过自己。”

她有时也会羡慕男友的松弛感，有次对他说，“你（的班）哪怕考十次倒数第一，领导也不能把你辞了。我（的班）要是考两次，领导就说这老师不行，明年不要了。”

家庭餐桌上，男友经常被拿来当作让她考编的正面典型。但杨帆在家乡根本没法考。她学的是财会专业，而教育局招聘都要求师范类专业。只有少部分岗位不限专业，但要求硕士学历，她也只有本科学历。当年她也打算过考研，书都买好了。但和父母的一次长谈改变了她的想法：家里条件一般，弟弟还在读初中，读研需要学费和生活费，财务专业的费用还更贵。就这样放弃了。

在体制里，编制永远是条清晰的分界线。和在编老师相比，临聘老师基本工资和五险一金有着显著差距。福利也有差别，大到过节费，小到体检，她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忽视了。

在宁波某小学，音乐老师陈可欣享受到的公平待遇是能收到同样的节假日礼品，但又没公平到能参加年度体检；教育局组织旅游，编制老师能报3000元档的，她只能报1500元档的。

陈可欣也知道，自己随时都可能失去工作，她选择主动疏远人群。开全体教职工大会，别的老师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她只低着头玩手机。

就连考编，工作三年的她也已经“摆烂了”。她毕业于综合性大学音乐师范专业，和专业的音乐学校有差距。而当地音乐老师的统考招录比例大概是100:1，和更年轻的毕业生一起竞争，她已经不抱希望。

老师莫莫同样讨厌自己在学校的处境。每年都有人问她，“你报名了吗？”“考上了没？”在这里，在编老师默认代课老师一直要考编，“默认你会一直考到35岁”。

莫莫很坦率，说这份工作是父母走关系安排的。在江苏某座小城市，她觉得身边临聘老师有一些共同之处：家里经济尚可，家长看重学校的社交环境，“毕竟有的职业碰到的同事层次比较低。”

但真进到学校，她觉得这工作根本不像社会上说的那么轻松。领导经常让她做杂活，还安排无薪帮上课，“美名其曰锻炼能力”。她觉得这也和临聘老师身份有关：年轻、怕失去工作、普遍比较听话，领导更愿意使唤。

但她不一样，“我觉得我拿2000多，没有必要干一万的活吧”。有次，领导找她做PPT，她以太忙为由拒绝了。之后领导把聊天记录发给她父母告状，“说我太懒，不懂得职场人情世故，连领导都敢拒绝。”

在学校，她也能感受到老教师们语言的不屑。有次他们讨论学校活动，她凑过去，想一块听下，他们说，“这个跟你没关系，这是体制内的事”。

这份传说中好找对象的工作，却让她自己相亲时没有底气。介绍完自己工作，总要补充，“我会继续考试的”“我是个上进的人”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她说“自己都感到脸红”。

只待了一年，在经历一个暑假的思考后，莫莫决定离开，开学前领导问要不要来上课，她说不去了。

围城内外

莫莫说，她害怕像学校里那些30多岁的临聘老师，结婚有了孩子，更陷入这泥潭中。“代课老师就是温水煮青蛙，拖得越久，越难找工作”，她觉得所谓体面，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语，“大部分当代课的人不可能就这么甘心一直待下去，他们心里肯定是很挣扎的，只不过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安慰自己吧。”

刚开始，父母埋怨她裸辞，但她找到现在这份薪资翻了几倍的工作后，他们也不说什么了。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“尊严”，再去相亲，“很有底气说出自己的工作”。

但干了六年幼师，失去工作两个月后，素素还是怀念着幼儿园的工作。下班走着就能回家，晚上还有时间打球，到了周末，能约朋友出去玩。她老家有景区，家里开了民宿，忙的时候，还能帮帮忙。她觉得已经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

当地工作机会也很有限。最近，她看到县里其他镇有私立幼儿园在招老师，月薪两千多，她还犹豫要不要去面试。身边朋友都不理解她，“说去厂里打工都能有五千块”。

她自己想想也觉得好像不值当。她现在领着失业金，都有1500元，而且她也不知道那座幼儿园能维系多久。

也许也是自己太追求安逸了，但她确实也不想跟着父母做民宿。那样太累了，几乎全年无休。何况她还有个弟弟，“民宿以后肯定是他的吧，因为女孩是要嫁人的”。

处处是围城。当一些人离开，一些人被驱逐，还有许多人在挤破脑袋，求一份临聘老师的工作。

在广东一个地级市，这学期应聘时，陈晓玲看到一张面试签到表上的竞争更激烈了：应聘者不乏教龄5年、8年，甚至10年以上的，有重点大学本科，也有研究生。

这个2001年出生的女孩，社交媒体签名是长长的句子：“一直在努力的师范生，一直在奋斗的师范生，一直在期待上岸的师范生”。

过去的三四年，陈晓玲已经考了十次编，她觉得临聘教师的工作至少让她不用脱产备考。为了更好地准备教师编的面试，她离开此前教学要求不高的原学校，去往区里更好的学校，希望借此锻炼面试能力。像追逐一趟末班车，她觉得考上了，也不用再担心生源减少，“就算调岗了也还是会有你的位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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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行总是需要更多勇气的。从南京换了四份临聘老师工作后，回到广州的果果走出了第一步，在一家公司做电商文员。收入比不上做老师，单休，但她想给简历增添点不一样的内容。

“我想通过我的转型告诉大家，你的人生除了当老师还可以干很多事情，不要被所谓的‘体面’世俗的眼光给束缚，趁年轻，赶紧逃离这份‘夕阳产业’。”果果说。

但其实果果也很纠结，要不要再做回音乐老师。她很怀念待在讲台的日子，学生们也喜欢她，会围着她，下课了和她打招呼。她最新的帖子记录了自己工作的点滴，像是一篇对过去生活的讣文，“那种被需要、被信任的满足感，谁懂啊! ”

失去工作后，杨帆第一时间也想再找一份临聘老师工作，但时间太晚了，所有缺口都补上了。

她来到县城里最大的教培机构。面试时，负责人说：“我们这里是正规机构，以教学为主”。但正式上班，她头天就被告知，“老师们，今天我们的电话KPI是160个”。

事实上，只有周末安排了一节课，她其余时间全在公司打电话招生，每个电话要填表、拍照，还被家长频繁质问“你们哪来的电话号码？”只干了三天，工资都没要她就跑了。

刚失业的时候，杨帆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要离开县城，去更大的城市。但感情让她留了下来——在县城，她说除了体制，最高薪的工作就是进厂或销售。她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12个小时不停在纺织厂拉布，再者，“我觉得自己还没到需要去做体力活的地步。”

在求职网站看了一圈后，她决定到小区10分钟路程外的一家养老院做社工。单休，每个月三千多，比她看的其他工作薪资低，但她看中这是个朝阳行业，没准还能发展做自媒体。

养老院和原来的学校在一条街上，她很快感受到了尴尬。小区里认识的邻居在养老院看到她，“你怎么来这了？”“你不是做老师的吗？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多人都知道了她去了养老院。大家也不知道社工干嘛的，她听说自己在别人口中，变成养老院前台了，“虽然社工也没什么含金量”。

她心里清楚，自己也没有完全跨过内心的阻碍，“面子上确实有点挂不住”。有次在养老院，她碰到认识的快递员，他们各自瞄了对方一眼，她帮对方叫完取件人后，立马逃跑似地走开了。她担心别人以为她之前说自己当老师的事情是在撒谎。

让她困扰的还有，这件事要怎么告诉父母。中秋节，她照例给父母送礼物，但自己没敢去，让男友代劳了。她没让男友吐露她现在的工作，“他们可能会很难接受”。

（文中讲述者为化名）